摘要：不在于当事人约定的内容是否合法，而在于《合同法》规定的约定解除规则是否合理。 ...
所以，把宪法关于人大与其他国家机关间关系的某种具体安排或选择不加分析地上升为一般原理，然后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机构组织体制建设中搞一刀切，很可能弊大于利。
国际社会还成立了议会司法专员协会，总部设在加拿大的阿伯特。7月7日，随同计划执行人，他们乘坐着装备齐全的海洋型巡游艇从法国大西洋海岸的一个港口出发，开始了航行，通过比斯开湾、穿越直布罗陀进入地中海，最后进入马洛卡港，由于疲惫不堪，航行四个月后，行程被缩短，在马洛卡港逗留三周后，他们回到了家乡。
追根究底，议会监察专员制度不仅促进了行政和司法的合宪合法，其更加根本的价值在于维护了公众对公权的信心。今天，许多国家学习瑞典、已设有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在瑞典语中，议会监察专员的意思是以关照他人利益为职责的人根据瑞典的《议会监察专员法》，议会监察专员的职责在于确保公权力机构和法院在其活动中遵守宪法以及公民基本权利、自由不受非法侵犯的规定。议会监察专员完全独立于政府，也基本独立于议会。
宪法规定，议会监察专员只对议会负责，完全独立于政府。从案件数量来看，从19世纪的每年一百件，发展到了现在的每年三千多件。再次，从中国社会治理经验看，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生活中宪法问题日益突出。
由于宪法是规范国家权力的根本法，同时也是包括结社自由在内的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因而宪法与政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4]。否则，超越宪法、追求宪法之外的特权就是对社会共同原则和利益的侵犯。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并且明确对党的执政能力进行了科学界定。三、依宪执政的基本要求 （一）党的领导地位由宪法确立 执政党的合法性(legitimacy)首先不是法学意义上的符合法律规范或法律原则，而是政治上有效统治的必要基础，是人们的一种自愿认同、服从和拥护，其内涵既包括政治统治能否以及怎样以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方式运行，也包括政治统治有效性的范围、基础与来源[6]。
【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依宪执政理念的提出，经过了长期的探索过程，是执政党治国理论的重大发展，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作的努力与经验。矛盾的长期积累最终使苏共丧失了继续执政的正当性基础。
可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依宪执政理念的提出经过了长期的探索过程，是执政党治国理论的重大发展，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作出的巨大努力与深刻经验。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随后这一治国方略又被写入宪法。执政党在执政活动中可以规定适用于党内的各种规范，以调整党内活动。首先，执政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依宪治国理念，彻底摈弃治国理念上的人治观念。
依宪执政的提出是执政党客观认识执政规律、转变执政方式与提高执政能力的必然选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依法治理国家还缺乏深刻认识，党的执政依据主要是各种政策。政党政治作为当代政治的普遍形态，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前提下，一般意义上的执政都是一个政党通过合法途径进入国家的权力机关体系，并以该政党的代表为主具体行使国家权力，依法治理国家。要落实依宪执政，必须全面实施宪法，使宪法具有生命力。
在一个长时期里，我国的执政方式以党的政策和决定为重要行为依据，没有充分认识到违宪审查制度对国家稳定、执政基础的合法性以及利益的合理协调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宪法所组织、分配的国家权力，实际上是对社会共同认可的利益的确认。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从原来革命阶段的社会动员转变为依照宪法对国家、社会进行治理，即依宪执政。而判断党内法规是否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根本标准是宪法规范，即已形成的宪法规范是确定的、统一的尺度。
宪法序言规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落实依宪执政，执政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依宪治国理念，彻底摈弃人治观念;高度重视宪法实施，完善宪法监督机制与程序;切实贯彻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原则;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把宪法教育制度化。依宪执政，要求执政地位由宪法确立、执政行为不得超越宪法和法律、执政理念符合宪法精神。因此，今后我们需要继续凝聚社会共识，重建社会信任，普及宪法知识，充分认识依宪执政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积极发挥宪法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的作用。因此，执政行为合宪性的具体要求主要表现为：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7]。换言之，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任何党内法规都至少是不恰当的因而应当是无效的。
从过去的实践来看，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活动中，在处理同各国家机关(包括地方各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时，容易出现以党代政、损害宪法权威的现象，这需要在今后的理论与实践双重探索中切实予以解决。目前，宪法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当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对违宪审查制度的功能仍存在着严重误解。
人民通过制定宪法，已经把这个最根本的利益体现在宪法规范之中。从某种意义上，宪法是各种政治力量在折衷与妥协中为寻求共识而产生的规则。
2002年，胡锦涛在现行宪法颁布实施20周年大会上提出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在依法治国的总体背景下，党的依宪执政思想开始体系化。
2014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60周年的纪念大会讲话中，习近平再次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3]。社会不同领域改革愈加深入，宪法问题成为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这是落实四中全会有关宪法监督制度的有效举措之一。因为如果党组织可以在法律框架之外活动，那么，即使再强调依法治国，我们至多可以有法制，但不会有法治[5]。
党章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原则是作为党内最高法规的党章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宪法最高法律效力在党内法规体系中的具体表现。有了政党，必然形成不同类型的政党政治。
为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宪法形成与发展的逻辑基础是人的尊严与权利的保障，即人是宪法发展的基础。
四、完善依宪执政制度 进入新世纪以后，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更加多元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
换言之，依宪执政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执政方式的深刻思考。法治国家建设要求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各国家机关都依据宪法授予的职权履行自己的职责，凡宪法没有授予的，就不得行使。对此，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宪法监督机制的具体措施，强调全面实施宪法的重要性，并通过设立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誓制度，强化宪法权威，提高宪法意识，为依宪执政提供制度保障。2004年9月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进一步指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
首先，依宪执政由政党本身作为社会政治组织的性质所决定。改革开放以来，党确定的许多重大方针政策都按照法定程序变成了国家意志，其中有的内容规定在宪法序言之中，有的写入宪法条文之中。
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从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的出发，明确提出了坚持依法执政的要求。从法学的视角来看，政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就是指其执政是否有宪法或者法律依据，只要一个政党的地位由宪法确立，其执政就具有合法性。
虽然各国政党制度的性质与形态不同，但政党地位、运行机制以及具体组织形式受宪法规范的约束，依宪执政成为执政党活动的基础。1982年宪法第5条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